想过上平静的生活，在二十世纪是多么生不逢时。托洛茨基上个世纪初发出的感慨，在一个世纪后的地球上回响。
我们可以自我解嘲的是另一句话：我们命该遭遇这样的时代。
第一句话是以赛亚·伯林《20世纪的政治观念》的题记，后者是茨威格《昨日的世界》的题记。
并不是出于巧合地引用这两句话，缘于两个作者都是犹太人。
犹太人被以西方基督教价值观为主导的西方文明排斥，至今已有两千年历史。从新约时代开始，到希特勒时期达到最高峰。耶稣的死，犹大，法利赛人，像几道烙印一样，伴随着犹太人的历史。出卖灵魂，贪婪，势利，这是西方人给犹太人的固有印象，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犹太商人的形象可作为印证。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取代了犹太人，成为西方的敌人。在二战之后，全面反犹的历史已经结束，从这个意思上来说，是希特勒间接带来这个浪潮的终结。之后意识形态取代了信仰的冲突，苏联人一度成为主角。在苏联解体20年后，中国人接替了这个角色。也许有人会提到穆斯林世界，我倒认为，中世纪的城镇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无论如何成不了并行的对手关系。而一个崛起的，在未来20年内经济总量可以跟美国抗衡的集权政体，是横亘在西方面前的最大威胁。
CNN以及卡弗蒂，他们的言论，经由多方解释，也难以抹去中国人的潜在意识：西方人已经把中国当成对手，而且充满敌意。
也许，一个难以再遇到的契机，在今年的春夏之交已经失去，而且很难再弥和。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要成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噩梦。中国溶入全球化的进程，在今年的一系列事件中，遭到了空前的打击。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面临着19年来最两难的境地：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对民主进程的关注和呼吁不会中断，对公民基本自由权利的争取仍会继续，但是自由主义理论的母体——西方价值观，在今年的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西方人的傲慢与偏见，激发了中国民族主义者的狂热情绪，被许多中国人寄以期望的奥运会因为西方的抵制，注定不可能成为最完美的奥运会。这种希望屹立世界民族之林（邓小平语）展现中国强大实力的壮烈情怀，在奥运开幕前几个月，已经接连遭了几拨兜头凉水。
中国人二元对立的传统教育，在这些事件中起到了主导作用。要么朋友，要么敌人，要么支持，要么反对，妥协与制衡的意识终究敌不过两个凡是的潜意识。中国人倒水连鞋子一起倒掉的决心和激情，在世界上是无出其右的，如果有一个相似的民族，那就是中国人现在最义愤填膺的法国人。

自由主义者两难境地其中之一：
作为参照系的西方国家，在今年突然向左转的中国逐渐失效。对于民众的价值判断，不可站在过于精英的角度去分析，对于普通中国人，平时的封锁造成他们对西方理解的匮乏，无从了解，甚至是误读。而在全民关注的奥运火炬传递上，是不可多得的与西方沟通的机会，但是西方民众以及媒体的作为，通过中国媒体的断章取义，网络的推波助澜，在中国普通民众中留下如许的印象：原来他们吹捧的新闻自由是这么断章取义，原来他们倡导的自由公正是这么带有偏见。这样的短板出现在中国人爱国情绪高涨的一刻，是一件悲哀的事情。自由主义者十几年的努力，在木桶原理下大打折扣。期待民众扭转这样的认识，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民主国家的民众和媒体不过尔尔，我们为什么要以他们为目标呢。
面对大多数缺乏公民教育的中国民众，要让他们相信，在多元的社会里，每个人每个媒体都可以自由地表达意见，发表言论，他们并不代表官方的意识，这有多难，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即使是西方民众，对中国人的认识不大多都有跟中国人不同的理解，在他们开放自由的媒体环境里，尚且是这样，更何况是中国。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失去理论母体的参照，会加大启蒙和普及公民社会常识的难度。如果以选举的常识作为比较，右派选民左派选民中间选民，在今年的一系列事件中，中间选民几乎是一边倒地进入左派阵营。而中间选民所占的比例，以我的判断，从数量上均大大超过坚定的左派和右派人士。

自由主义者两难境地其中之二：
自由主义者的对手从新左派，政府，如今还要加上相当数量的激进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理论想在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直至政治主张，是需要像新左派这样的对手，对于一个大国，幅员辽阔，绵长的传统，区域差别巨大，群体利益复杂的社会环境，没有多元的价值观共存，是危险和脆弱的，这已为历史所证明并还将继续证明。而政府与自由主义者短暂的蜜月期，在胡温高举和谐大旗上台之后，经济自由主义者基本已成弃妇。90年代中后期以及本世纪初，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两极分化，社会矛盾激化，以所谓市场主导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在权力高度集中化的中国，已遭遇搁浅的迹象。权力进入市场，并进而攫取财富，这是封闭集中的政治体制和开放的市场结合的必然产物。但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中国人，已然把这个责任归结到经济自由主义者的身上。
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另一分支，在今年之前，仍具有形象上的优势，相比某些新左派人士勾起民众对文革的回忆，这些活跃在中国学术期刊和媒体上的学者和公众知识分子，从良知和正义出发，开启民智，倡导现代文明，维护公民权利，争取个人自由上，始终在持久和不懈的努力，这也得到了众多期待中国能出现积极以及本质改变的中国民众的支持。然而，在今年的“倒春寒”潮流中，原本支持这些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人，集体转向，对提倡多元价值观，新闻自由前提下的真相报道，提出质疑，进而激烈批判。这是一小部分阅历尚浅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行为，还是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以我的判断，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在以集体主义作为伦理价值基础的体系中，爱国主义和主权，是优先于个人主义和人权的。这也就是哈维尔《人权高于主权》这篇演讲在中国鲜有市场的原因。在这样的价值顺序逻辑下，无论是西方媒体的某些看似还客观公正的报道，还是以长平为代表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都遭到了意料不到的批判和攻击。在西藏骚乱和火炬被抢接连的事件中，这种价值顺序得到了强化，同仇敌忾，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没有相对的客观真相，只有绝对的爱国和主权。在民族主义面前，非理性总是轻而易举地战胜理性，历史一而再地在重演。

南方报系，今年的遭遇，不是偶然事件，是这个现象的典型体现。
然而，在民族主义高涨这个事件背后，有一些危险的信号：不断增强的国力导致事实上已成大国的中国国民，依然是以弱者的心态来衡量来自西方的态度。一方面你已经强大到让对手感到害怕，另一方面你受不起对手任何的敌意和轻视，这种自卑加自负的心理，导致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一个缺乏制衡高度集中的政权背景下，我们可以问问自身，它是不是这个世界潜在的敌人。
又或者，它是不是我们自己的敌人？
自由主义者到了要反思的时候。如果没有巧妙的策略，以及更周到的表达，不然这种来自民间的排斥和敌意，不会在短期内消失。而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的利益诉求也需要疏导和反馈，争取理解，宽容互信。妥协是民主的本质，也是制衡的手段。避免居高临下的教化，增强亲和力，在坚持基本价值立场的前提下，争取中间温和的民众。
中国不要成为世界的敌人。自由主义者不要成为民族主义者的敌人。
而我最想说的是：自由是唯一真正的财富。
自由是最高价值，个人自由是公民权利的基本前提。
尤其是在中国。

意大利电影《佩拉斯卡》（情节类似辛德勒名单）里有一个片段：一个犹太人被党卫军抓住，“你是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是天主教徒”“那你背主祷文，从主啊，你在哪里开始”这个犹太人笑了笑，迟疑了一下说：“我不知道主在哪里”。党卫军拔出枪，犹太人瞬间倒下。
这是一段让我难忘的镜头。在生命与信仰之间，犹太人略有迟疑，但他最终坚持了信仰。据说这是二战期间，纳粹对付犹太人的一个有效的招数，没有数据能证明，有多少犹太人是因为这样死于纳粹的枪下。类似的情节也发生在半世纪后的中国东北，许多要进京的某组织信徒，因此未能成行。
在许多人看来，信仰与生命是不需要抉择的，因信称义，便是寻到了永生之道。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这更是一个简单的判断，因为不存在信仰，所以不需要选择。像旧约中的约伯，并不会成为中国人善和公义的化身，他更不可能成为天平，所有人都会站在对立的一面，他在现实中会是一个比许三多更遭人嘲笑的人物。
然而，并没有多少人觉得在这点上，活得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生来如此。
包括我，一个少年时期就被盖上无神论的印记的人，要相信这世上有神，难度丝毫不比有生之年可看到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小。
这大约便是尼采喊出“上帝死了”在中国难以有共鸣之人的原因。因为，在我们，本没有上帝，更谈不上死。
如果仅是我们这样的一群人，遵循能量守衡的物质真理，终老一生，也就罢了。
然而，我们还必须面对少数人，他们有信仰，心中有神，并不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有的寄希望于来生，有的相信永生，相信得救，相信极乐世界与天堂于他们有份。
当一群无神论者成为社会价值观的主流群体，掌握真理的权杖，以物质的多寡取代心灵的皈依，作为统治的手段，今日的中国便是我们所看到的现状。
因此，推翻农奴制，改进生活条件，修路建房，提高收入，被理所当然认为是弥合民族矛盾与差异的有效手段。然而，这些努力，对比不让公开供奉一张达X的照片，呼吁“与达X集团做斗争”，会是多么的苍白。
我并不认为，这仅仅是一个政党的问题，当权阶层的问题，而是所有无神论者面对信仰者的共同问题。
当某些平时呼喊着开放多元，追求民主自由之人士，也支持以简单的暴力对付大多数的弱势民众，我在想，是不是无神论者特别有革命斗争的本能，虽然革命的主旋律已日渐消退，在可预见的未来也难以复辟。他们更坚持恶的惩罚，而不是善的宽容；他们认为单方面的恩赐必须被回报，他们相信心灵的自治必须让位于俗世的干预，他们认为文化上的同化并不是主动的侵略，他们相信物质的富足远比灵魂安宁来得实在。
这是与制度无关的难题，即使民主之根生长于中国之后，它依然是中国人心灵上的硬伤。这不是传统意义上多数人如何对待少数人的问题，而是一大群抛弃了神的人怎么面对一小部分追寻神的人。
50多年的统治，伤害并不在于它禁锢了多少人对自由的向往，而是在心灵的培育和灌输下，制造了几代狼性和自私的人。
我们要解决的首先不是如何面对别人，而是如何面对自己。当我们无助困惑的时候，在内心里该向谁寻求依靠？有什么可以作为不变的信念支撑着我们的一生？
更不要谈与异族的和解共处，宽容互爱。
几年前，在拉萨的酒吧，一个说着流利的汉语的藏族小姑娘，说：“别以为你们对我们有多好，我对你们汉族人没感情”。
这便是我遗留至今未解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