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电影《佩拉斯卡》（情节类似辛德勒名单）里有一个片段：一个犹太人被党卫军抓住，“你是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是天主教徒”“那你背主祷文，从主啊，你在哪里开始”这个犹太人笑了笑，迟疑了一下说：“我不知道主在哪里”。党卫军拔出枪，犹太人瞬间倒下。
这是一段让我难忘的镜头。在生命与信仰之间，犹太人略有迟疑，但他最终坚持了信仰。据说这是二战期间，纳粹对付犹太人的一个有效的招数，没有数据能证明，有多少犹太人是因为这样死于纳粹的枪下。类似的情节也发生在半世纪后的中国东北，许多要进京的某组织信徒，因此未能成行。
在许多人看来，信仰与生命是不需要抉择的，因信称义，便是寻到了永生之道。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这更是一个简单的判断，因为不存在信仰，所以不需要选择。像旧约中的约伯，并不会成为中国人善和公义的化身，他更不可能成为天平，所有人都会站在对立的一面，他在现实中会是一个比许三多更遭人嘲笑的人物。
然而，并没有多少人觉得在这点上，活得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生来如此。
包括我，一个少年时期就被盖上无神论的印记的人，要相信这世上有神，难度丝毫不比有生之年可看到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小。
这大约便是尼采喊出“上帝死了”在中国难以有共鸣之人的原因。因为，在我们，本没有上帝，更谈不上死。
如果仅是我们这样的一群人，遵循能量守衡的物质真理，终老一生，也就罢了。
然而，我们还必须面对少数人，他们有信仰，心中有神，并不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有的寄希望于来生，有的相信永生，相信得救，相信极乐世界与天堂于他们有份。
当一群无神论者成为社会价值观的主流群体，掌握真理的权杖，以物质的多寡取代心灵的皈依，作为统治的手段，今日的中国便是我们所看到的现状。
因此，推翻农奴制，改进生活条件，修路建房，提高收入，被理所当然认为是弥合民族矛盾与差异的有效手段。然而，这些努力，对比不让公开供奉一张达X的照片，呼吁“与达X集团做斗争”，会是多么的苍白。
我并不认为，这仅仅是一个政党的问题，当权阶层的问题，而是所有无神论者面对信仰者的共同问题。
当某些平时呼喊着开放多元，追求民主自由之人士，也支持以简单的暴力对付大多数的弱势民众，我在想，是不是无神论者特别有革命斗争的本能，虽然革命的主旋律已日渐消退，在可预见的未来也难以复辟。他们更坚持恶的惩罚，而不是善的宽容；他们认为单方面的恩赐必须被回报，他们相信心灵的自治必须让位于俗世的干预，他们认为文化上的同化并不是主动的侵略，他们相信物质的富足远比灵魂安宁来得实在。
这是与制度无关的难题，即使民主之根生长于中国之后，它依然是中国人心灵上的硬伤。这不是传统意义上多数人如何对待少数人的问题，而是一大群抛弃了神的人怎么面对一小部分追寻神的人。
50多年的统治，伤害并不在于它禁锢了多少人对自由的向往，而是在心灵的培育和灌输下，制造了几代狼性和自私的人。
我们要解决的首先不是如何面对别人，而是如何面对自己。当我们无助困惑的时候，在内心里该向谁寻求依靠？有什么可以作为不变的信念支撑着我们的一生？
更不要谈与异族的和解共处，宽容互爱。
几年前，在拉萨的酒吧，一个说着流利的汉语的藏族小姑娘，说：“别以为你们对我们有多好，我对你们汉族人没感情”。
这便是我遗留至今未解的困扰。